从1949年至1976年的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直到最后岁月，台湾问题仍然是这两位伟人的共同牵挂。毛泽东、周恩来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有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两种方式；作为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文拟从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方面、分3个部分,就毛泽东、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作一历史考察，以此作为今天我们思考、研究和解决台湾问题的参考。
一、以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法律和事实两方面都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对台湾的主权，这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并不存在台湾归属问题。后来，由于1949年失败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造成海峡两岸的阻隔，才产生了台湾问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力介入中国内战，最终形成了需要新中国解决的本来只涉及中国内政、现又加入国际因素并相互作用的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是沿着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思路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并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实践；接着，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开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一）以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确把握政治、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为尽早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即用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并且开始全面准备工作。
一是开展解放台湾的政治动员。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起草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时评。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 、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二是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建立一支较强的海军、空军力量。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朱德商讨后，致信周恩来，要他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 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月25日、26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并转斯大林，请求苏联为中国培训更多的飞行员、地勤人员，卖给更多的战斗机、轰炸机，“做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三是配备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周密进行各项战前准备。1949年6月，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等电，责成其注意认真研究解放台湾问题。据此，粟裕立即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几次到北京，向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汇报。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了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8月2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的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决定。 这样，原定在1950年发动的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军事行动被迫推迟。
（二）以战争方式，有步骤地解放台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庇护下生存下来，逐步强化了同大陆的对峙局面。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反共的现实需要出发，开始明目张胆地实行“]]>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充满斗争性的伟大革命家，而且也是胸怀博大、富有感情的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毛泽东作为一位多情善感的质朴常人，他的坚硬如钢的意志和他的善良柔和的心地都是一样鲜明，一样强烈。因而导致毛泽东有“五不怕”的革命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有三怕。这三怕并不是毛泽东胆小懦弱，而是其心肠慈善，时时处处为广大人民群众考虑，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一怕泪。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也忍不住要掉泪……
1948年5月，在东渡黄河后的一天，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着。
当行到平山县大路上的一个村头附近，大家发现离吉普车不远处路边草丛中好像有几个人。车子驶近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着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一圈人正围着她们在着急。
当车子从她们身边驶过时，车上的人看清那女孩子身上盖着一件破衣裳，身下铺着茅草，双眼紧闭，脸色蜡黄，鼻子里不时地往外流血，已经奄奄一息了。
孩子的娘坐在地上，抚摸着孩子的小脑袋，悲痛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周围的人同情地看着这对母女，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停车!”毛泽东突然叫道。
司机周西林把车刹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孩子身边，蹲下来摸摸孩子的手和额头，问：“孩子怎么了？“病啦!”女人泪流满面。“看来病得不轻，多长时间了？”“三四天了，起头轻，越来越重。”孩子的娘擦了擦眼泪，声音颤抖地说。“怎么到这村来啦？”毛泽东着急而关切地问。“打算去找个医生，可是孩子快不行了。”说着孩子的娘又哭了起来。
是啊，在这深山僻壤，穷人有病，一无医，二无药，三无钱，多少人不都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死去了。这时，毛泽东猛地回头，朝车上看，大家看到他的眼圈泛红。
“我在这里。”朱仲丽医生在毛泽东身边说，长期跟随毛泽东的经历，使她明白了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
“快给这孩子看病。”朱医生用听诊器听，量了体温，然后问孩子发病的过程。“有救吗？”毛泽东问。“有救。”“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的神色。“有是有……只剩一支了。”“什么药？”
“盘尼西林。”“那就快用。”“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得已……”
毛泽东对朱医生的犹豫有些不耐烦，他生气地说：“现在已经万不得已，人命要紧，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给了生病的孩子。接着，又注射了两支别的药。然后给孩子擦了擦脸，用纱布紧紧扎住耳朵上的动脉。
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那时候抗生素是很稀有的，所以很显特效。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抬起眼皮，轻悠悠地叫了一声：“娘!”
那女人呆呆地睁大了眼，泪水哗哗地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忙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道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二怕血。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毛泽东身经百战，指挥战役大大小小何止千百次？战场上哪次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毛泽东的亲人和战友牺牲的有多少？那长长的名单证明毛泽东从来未在敌人的凶残面前有丝毫恐惧和退缩。
毛泽东怕血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爱护和珍惜，表现了其性格中悯善悲慈的一面]]>
那么，皇帝的后宫究竟有多少嫔妃？后宫制度又是如何规定的？而皇帝们实际上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最近，不少媒体披露了古代皇帝后宫制度中鲜为人知的秘密。
据汉代《春秋传》记载：‘晦阴惑疾，明滛心疾，以辟六气。’故不从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其九嫔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为九夕。世妇二十七人为三夕，九嫔九人为一夕，夫人三人为一夕，凡十四夕。后当一夕，为十五夕。明十五日则后御，十六日则后复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渐就于微也。诸侯之御，则五日一遍。亦从下始，渐至于盛，亦放月之义。其御则从姪娣而迭为之御，凡姪娣六人当三夕，二媵当一夕，凡四夕。夫人专一夕为五夕，故五日而遍，至六日则还从夫人，如后之法。……凡九嫔以下，女御以上，未满五十者，悉皆进御，五十则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犹御。故《内则》云：‘妾年未满五十者，必与五日之御。’则知五十之妾，不得进御矣。”
这段记载就是说，后宫有名分的有一百二十一人，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宫女。帝王有权利跟所有后宫女性发生性关系，但是有义务跟这一百二十一人定期过性生活。按照崔灵恩的说法，皇帝要完成规定的任务实在不容易。八十一御妻分成九个晚上，每晚九个人，是九个人一起进御，还是轮流或者抽签决定侍寝？没有明确说法。二十七世妇也是每晚九个，分为三天；九嫔是共享一天；三夫人也是共享一天。另外，除非到了皇后和夫人这个级别，其他嫔妃五十岁以后就不能进御了。
其实，纵观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皇帝打算跟哪个嫔妃睡觉是完全不受“礼制”约束的，而且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以下说说皇帝“进御制度”之外的四大独门绝招，而这些做法其实就是后宫实际上的临幸制度。
第一大独门绝招是艳遇：
皇帝的艳遇严格讲不应该算作后宫的临幸制度，但是在制度之外皇帝往往做一些出格的事情，皇帝在宫外艳遇的女子有不少被迎入后宫，正式成为后妃。
隋末唐初的杨师道的《阙题》诗中曾说：“不为披图来侍寝，非因主第奉身迎。”“主第奉身迎”说的就是西汉的卫子夫在入宫之前与汉武帝刘彻的一次艳遇的故事。据《汉书·外戚传上》记载，卫子夫原来是平阳公主家的歌女，汉武帝到公主家里去，“既饮，讴者进，帝独悦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吃饭的时候，公主让她家的歌女唱歌助兴，汉武帝单单看上了卫子夫，借着更衣的机会，跟卫子夫云雨一番。后来，善解人意的平阳公主就把卫子夫给武帝送到宫里，卫子夫终于成为皇后。
第二大独门绝招是招幸：
招幸就是皇帝把后宫里的女子叫来陪自己睡觉。杨师道那首《阙题》诗中还说：“不为披图来侍寝，非因主第奉身迎。”“披图侍寝”指的就是招幸制度。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其形，案图召幸之。”王昭君就是被画师毛延寿在画像时被丑化了的后宫美女，结果皇帝天天看宫人画像物色美女，居然没有看上她。后来她主动承担了和亲的任务，等到皇帝见了她本人如此花容月貌的时候，很是后悔。看来画像是很不可靠的，不如真人站在皇帝面前过目进行筛选。皇帝这样做，大概一是非为了节省考虑把那个嫔妃拉上龙床的时间，二是看画像选美女侍寝有些趣味性和神秘感。
唐诗中咏昭君的七绝、七律不下百首，大多都是涉及到这种画像招幸制度所造成的误会。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青冢》中说道：“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他在《琴曲歌辞·昭君怨》中又说：“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王昭君的画像之事虽然是个误会，但是画像毕竟不过是一张纸，而皇帝的感情比这张纸还要薄。
唐玄宗的时候，宫人达到四万，要想招幸谁确实需要费些脑筋。据《开元天宝遗事》，这位风流天子发明了“随蝶所幸”的办法。他让宫嫔在]]>
拥戴忽必烈最积极的宗王，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他曾因攻宋无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严厉训斥。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忽必烈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这为日后由塔察儿“率先”，从而诱逼在场的其他宗室“相继劝进”安排了最关键的一着。合辞推戴的诸王，还包括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刺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一度滞留于汉地军中的蒙哥子阿速台这时已北投阿里不哥，没有与会。
践柞次月，忽必烈以《即位诏》颁行天下。诏书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它表明了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又次月，复以建元中统诏天下，更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
建国之始最早的新行政机构，是统辖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翌月，以王文统、赵壁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但这时候的“中书省”似乎还不像是国家正式的中枢机构，建制也极不完备。倒是燕京宣慰司所属的各路宣抚司则渐次创置：不久就进一步完善为十路宣抚司的建制。主持各路宣抚司的官员，大多是汉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数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宪、赛典赤等。中统元年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壁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中统二年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移宋三省牒文，就是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名义颁布的。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枢北归后大部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邪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很快组建起拱卫京畿的侍卫亲军。统领侍卫亲军的，是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亲信董文炳等将领。立国之初，“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元史·世祖纪一》）。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亟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至漠南沿线，很快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统头两年对南宋的背约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他虽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江汉两大都督，东则李璮，开府益都；西则史权，开府邓州，与宋扬州、襄阳两别帅犄角”。但他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拘，不过遣官诘问而已；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南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忽必烈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忽必烈在漠南抢先即位，完全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后者只得匆匆于1260年夏季，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出席大会的，有察合台子哈刺旭烈的寡妻兀鲁忽乃妃子、察合台孙阿鲁忽、窝阔台孙尔赤（合丹子）、海都（合失子）、术赤孙忽里迷失和合刺察儿、蒙哥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塔察儿子乃马台、别勒古台之子等。这样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站在阿里不哥一方的有影响的东道诸玉似乎很少，但他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的支持，又要多于忽必烈。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皇弟旭烈兀和立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后玉别儿哥，态度都不无暧昧之处，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他的儿子药木忽儿，最初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别儿哥冲制的钱币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更表明钦察汗国在阿里不哥失败前一直认为只有后者才真正代表了蒙吉大汗的统系。
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态度对忽必烈颇为不利。为改变此种局面，忽必烈先派支持自己的察合]]>
“渤海二号”事故给中国石油人带来毁灭性冲击
如今年届四五十岁的人都知道当年中国海洋上所发生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因为这个事故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大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下有72名石油工人遇了难；还因为“渤海二号”事件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它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始，尤其是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最重要关头和最热闹的时刻。
“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给当时的石油部和中国石油人带来的冲击之大，几乎是毁灭性的。首当其冲的是才上任不到两年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去部长职务，其次是主管石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这样的处分决定，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对一向红旗飘飘、战功显赫的石油工业战线来说，这种打击是空前的。连一向不用动一下声色就能指挥石油千军万马的余秋里此刻说话也没几个人听了，他本人时常也被人在报刊上不指名道姓地说三道四……
“渤海二号”事件沸沸扬扬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的具体“责任者”便落到了马骥祥身上，他被判了几年徒刑。这样一位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及为中国石油建设立过卓越功勋的“老八路”、“老石油”的被判刑，对所有石油人来说，其感情的伤害是严重的，甚至是残酷的。任劳任怨的马骥祥，刑满后又回到石油系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便办了离休手续，于1996年1月25日去世，终年75岁。
秦文彩是“渤海二号”事故仅存的几个没有受到多大牵连的石油部领导之一。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忙于主持同几个国家的石油公司谈判而在各国间奔走。
国务院对“渤海二号”事故作出决定后，石油部连部长一职都空缺在那里，临时由一位副部长主持工作。
这年秋天，秦文彩从解放军总医院回来的路上，他心里堵得慌：他刚刚从康世恩的病房里出来，65岁的老部长在吃了处分没多长时间便突然倒下了，经医生检查，发现是膀胱癌。这在石油人心目中，仿佛又是一个“渤海二号”事件。
秦文彩的心在流泪。然而他无法停止和拉回已经驶出海岸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合作航船……与法国、日本和美国阿科等公司的合同已经签订，诸多国家的物探船队早已在南海、东海和渤海湾展开工作，如果因为中方的原因，这些合作受到影响和耽误，其产生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而且必须由中方承担。秦文彩感到自己如泰山压顶……
邓小平沉思良久，批示约集专家召开论证会
对“魏宗国”和中科院那位女士的“爱国主义”行为，呼应的人很多，加上石油部“渤海二号”事件的出现，“卖国主义者”被无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秦文彩、张文彬，当然还有康世恩，他们都是被人背后谩骂为“卖国贼”的代表人物。整个石油部仿佛也都成了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俘虏”了的阵营。
中科院那位女士的那封信一路过关地走到中共最高层手里，最后到了邓小平办公桌的情况说明了一点——谁也不敢轻易放掉石油部那么大的一个“卖国集团”。
这回轮到邓小平沉思了：是啊，这一阵子社会上对于改革开放说三道四，讲什么的都有，其中在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问题上暴露出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激烈争论]]>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出任首任军长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在未与当地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就向国民党提出南方游击队改编的问题。中共曾提出，将其改编为正规军，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但蒋介石不同意改编为正规军，更不同意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项英曾和国民党江西地方政府协议，将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
１９３７年初，叶挺全家迁至上海。中共中央曾考虑恢复叶挺的党籍问题，但考虑到他当时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发挥特殊作用，便没有恢复。抗战爆发后，叶挺主动提出组建新四军参加抗日，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７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由潘汉年安排，周恩来会见了叶挺。周恩来告诉叶挺，当前他正和蒋介石谈判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之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会提上议事日程，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周恩来并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淞沪会战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叶挺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铁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严峻形势，同意陈诚的保荐，接受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只是加上“陆军”两个字。９月２８日，在没有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新四军正式宣布成立。
叶挺深知情况复杂，向在南京的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表示，他理解中共中央的慎重处理方针，并郑重声明，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他还表示，如中共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他可辞职。
１０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毛泽东等亲自迎接叶挺，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中央党校等处参观。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坦诚直率，溢于言表。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对他充分理解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党共同抗日的坚定决心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说：“新四军的编制可以争取为２个师４个旅８个团。”人选方案，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两个师，第一师师长为陈毅，副师长为张云逸；第二师师长为张鼎丞，副师长为谭震林。希望照这个设想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的谈话开诚布公，真挚恳切，对于抗战的发展趋势、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都有详尽的探讨，并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交谈结束后，由毛泽东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项英也来了，和叶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毛泽东望着叶挺向大家宣布：“他就是新四军军长。”因为叶挺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毛泽东说叶挺是第一个“共产党的总司令”。
随后，叶挺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太和街２６号。朱克靖、吴振邦等许多叶挺的故旧、部属纷纷赶到汉口，参加新四军的筹备工作。１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叶挺，叶剑英陪同前往。叶挺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改编的方案，副军长、参谋长，各师师长、副师长名单。蒋介石问：“谁要你去延安的？”叶]]>
一说起中国古代的名妓,人们便会从古典作品与诗歌联想到这样的形象:美丽、懂事与才情,总之是泛泛的而不是具体的,即便是张岱笔下的王月生也只是“楚楚文弱,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矜贵寡言笑”之类。而古印度的名妓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一名古代印度的名妓必须研习64艺（这是一种包罗万象而且不可思议的艺术）:（1）歌唱。（2）乐器。（3）舞蹈。（4）舞蹈、歌唱和音乐的综合。（5）书法和素描。（6）刺绣。（7）以米和花恰切地装饰神像。（8）插花。（9）给布或身体部分诸如头发、指甲、嘴唇染色的技巧。（10）玻璃刻花。（11）以最令人舒适的方式铺床、安设地毯及垫子的艺术。（12）奏水碗乐。（13）水箱、水管、蓄水池的水的排放和保养。（14）绘画、装饰和构图。（15）如何制作念珠、项链、花茎及宝冠。（16）以花及鹭鸶毛制作头巾和腰带的艺术。（17）演剧艺术和戏剧笥表现的营造。（18）耳环的设计艺术。（19）香水的调制和配备。（20）穿着艺术及宝石与饰品的雅致安排。（21）魔法和巫术。（22）戏法。（23）烹调术。（24）以适当的食料和色素调配果汁和酒,（25）裁剪和缝纫艺术。（26）以羊毛和丝绸来制作鸟、花束、散花、球等物。（27）猜谜。（28）诵诗游戏。（29）模仿艺术。（30）朗读和咏唱。（31）绕口令。（32）剑、棍、铁头木棒、弓、箭的知识。（33）因明学。（34）木工。（35）建筑。（36）金石鉴定能力。（37）化学和矿物学。（38）玉石珍珠的颜色。（39）铁矿和煤矿的知识。（40）园艺,修剪和种植草木的艺术和详细知识。（41）斗鸡和角羊的规则。（42）教鹦鹉说话的艺术。（43）香水洒身和香油搽发的艺术。（44）文字的深厚功底,以不同形式创造词汇的能力。（45）拼读和变换词形的艺术。（46）语言和方言的知识。（47）为宗教和节日庆典装饰花车的艺术。（48）描绘秘法图案,准备护符、咒语之类的艺术。（49）智力训练,诸如完成一首未完成的诗等。（50）诗的创作。（51）词典和词汇知识。（52）装扮和改变人的外貌的艺术。（53）雅趣幻像的艺术,诸如使棉布呈现丝绸状。（54）种种游戏。（55）借祈祷文和神秘符咒来自救。（56）参加青少年运动的能力。（57）社交知识。（58）战争、武器和军队的技巧。（59）体操。（60）揣摩一个人的形貌以断定其性格的能力。（61）快读诗行的艺术。（62）数学的游戏。（63）制造人工花朵的艺术。（64）以陶土塑造人物和偶像。
除以上64艺之外,一位古印度名妓当然必须美丽、亲切、懂得欣赏他人,喜欢豪奢,富裕,乐于与其喜欢的男人性交,健壮而果断。同时思想开放,乐于接受新知识、新经验。不郁郁寡欢,热衷于加入社交界和艺术圈。其实她可综合女性的理想品质:聪慧,举止优雅,可信赖,爽快,有鉴赏力;谨慎,有先见之明;精力旺盛;管理得法;在恰当的时候和地点有意识地做特定的动作或请求帮助等等;言谈举止彬彬有礼,无粗俗、怨恨或愤怒之态。
当她具备了这些素质和64艺,她将获得逸品名妓的称号,在男性社会中,她有权坐在荣耀之席上,受到普遍的尊崇,人人都想得到她的青睐。国王访她,圣贤赞她, 总之,她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珍宝。但人间到底有无这种珍宝呢?如此奇怪的64艺练习或许要穷其一生,到时美人已变老太婆,而且可能64艺还练得不精,岂不要大呼冤枉?写到此处,想到杜甫《赠花卿》中的两行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改第一名中第一个字,那就是“此物只应天上有”了。如此,这样的名妓还不如泛泛的中国名妓那样来得令人信服,令人感到亲切。
]]>1943年后，战争态势越来越明显，盟国开始了战后的划分。蒋介石主张韩国、泰国以及越南等国的独立自主，甚至提出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蒋介石夫妇还亲赴印度，劝阻拉o甘地和尼赫鲁放弃自治的要求，团结一致抵御侵略。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为此做出的努力。此时美国将军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品性、隶属关系及其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却造成了中国自开战已来最大的危机。两人的矛盾迅速变成中、美两国的误解。雅尔塔会议上，史迪威的报告，使罗斯福认为中国不具备反击日本的能力。最终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对日本的出兵。
丘吉尔：“蓄谋已久”“千方百计”
1943年11月下旬，埃及首都开罗戒备森严，气氛平静而神秘。
埃及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年的11月22～26日，美、中、英三大国首脑会议就在这儿举行。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制定三国联合对日本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
在会上，三位领导人免不了互相夸奖客气一番。不过，蒋介石与丘吉尔面和心不和，这几年来，他俩的分歧越来越深。11月20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经昆明巫家坝机场乘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北方邦兰姆加尔盟军训练基地机场稍事停留，视察了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而后又乘专机飞到加尔各答。令蒋介石生气的是，英国驻印度总督只派出私人顾问到热浪灼人的机场迎候，也没在机场大厅铺红地毯，甚至没派出军乐队奏迎宾曲。
其实，丘吉尔不止冷落蒋介石，他还想谋杀蒋介石。他曾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开秘密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相机行事。不过，该计划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则严加保密。
随后，查尔斯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实施暗杀计划，并网罗了两名中国空军上校和几名英军军官。开罗会议召开前，查尔斯从伦敦弄回三枚最新式的微型高爆炸力定时炸弹，打算在兰姆加尔机场放在蒋介石的座机里。但蒋介石的警卫人员警惕性很高。有两名军统（戴笠领导）的上校带一队卫兵团团围住座机，不准任何人哪怕是中国空军军官走近，更别说英国、印度空军地勤人员了。然而，查尔斯上校发现美国14航空队的地勤人员似乎绝对受信赖。两名上尉机械师还被请来协助中国机械师检修飞机。这使查尔斯得到启发：“暗杀计划一定得有美国方面协助。”
丘吉尔等人想收拾掉蒋介石，是因为他们想保住罗斯福：“不动声色”“秘密埋伏”
会议开完后，蒋介石夫妇的专机先行回国。罗斯福总统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没走，留下来就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的情况继续与罗斯福商量。史迪威与蒋介石失和已久，这在重庆高层已不是什么秘密。
史迪威一开口就是发牢骚：“总统阁下，你一定想不到蒋介石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得你调几十万美军到中国战场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军力，用以对付中共及其武装……两个月前，我计划率中国驻印陆军4个师反攻缅甸，打过野人山。蒋介石却拒绝让全副美式装备的13个嫡系师从滇西进入缅甸配合作战。”
罗斯福听着，双眉紧锁：“蒋介石先生太固执、太自私，一点儿不顾大局……跟这样的人很难有效合作下去。我的上帝，这可真是个难题。”
罗斯福考虑再三，对史迪威下令：“我理解你的处境。你如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
几天后，史迪威带着总统的绝密口头指令返回中国，只向副手多恩准将作了传达，指示他具体执行这一任务，代号为“蓝鲸行动”。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三个月，逾期自动失效。
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二战中，英国一方面参加对日战争，一方面又对拥有庞大陆军的盟国——中国抱有强烈的戒心，唯恐中国扩展影响，以后称雄亚洲。英国还想染指中国领土西藏，一心想策动藏人独立，摆脱国民党中央政府，好从中牟利。另外，蒋介石为团结印度人民抗日，多次公开催促英国让印度独立。大半年前，宋美龄成功地出访了美国，却不去英国。她以“身体欠佳” 为借口，谢绝了英国的邀请。这使丘吉尔相当恼火。可见，他想干掉蒋介石绝非心血来潮。
英美联合：“暗地勾结”“心照不宣”
1944年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山城重庆灯火万点。由于美中空军已夺得大西南制空权，战时陪都已多日]]>
即使如此，华国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仍然有两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华国锋告别仪式的规格如此之高。其一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九常委全部出席华国锋同志告别仪式，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告别仪式；其二，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已经退休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出席告别仪式；其三，告别仪式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华国锋同志于8月20日去世，而北京奥运会是24日闭幕，闭幕式的第二天，胡锦涛总书记就展开了早已安排好的、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主的出国访问活动，8月30日刚刚回京，他回京后的第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参加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如此高规格的告别仪式，既正常也让人感到激动。说其正常，是因为华国锋同志毕竟曾经担任过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而且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口碑。说其让人激动，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华国锋同志退出了政治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少人对他了解并不多，很多青少年对他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因此，如此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使历史更加真实，也让历史能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第二个没想到，是在与告别仪式同时发表的华国锋同志的生平里，我们主要看到对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的重要贡献和以后在拨乱反正、维护大局中的历史作用，而没有看到与“两个凡是”有关的表述。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的生平对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作用作了这样的叙述:“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这样的评价，让很多人感动，尤其让那些对那段历史铭记在心的人感动。确实，作为当时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同志尽管在对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对新时期的路线的理解等方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仍然在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推进科教工作正常化等方面都作出过很大努力。与华国锋同志的历史局限相比，他的历史贡献更大。所以，“生平”除了客观地评价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作用外，更多地赞扬他在粉碎“四人帮”中所作的历史贡献:“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这一段文字，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作了简洁而清晰的阐述，对华国锋同志在那个“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作了高度评价。我想，这样评价，对被毛泽东称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的华国锋同志来说，一定会含笑九泉的——我们的党是尊重历]]>